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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6旬男子奔波27年讨回5千元工钱

日期:2017-11-30(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)

本报记者 崔岩

2011年11月11日,接过终于到手的工钱,58岁的索传平努力控制住发抖的身躯,转过身,一瘸一拐挪到床前,然后一屁股瘫坐在床上。

为了讨回自己在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(以下哈尔滨治疗癫痫病去哪家简称察县)第一小学施工的5393.4元工钱,索传平奔波了27年,从31岁讨到58岁。其间,无数次的劝说都被他用沉默或不满挡回。

这笔钱没有利息,但索传平很满意。

“什么,合同?”

直到拿到工钱的前一天,索传平都未想过,自己有一天真能把这笔“死账”要回来。

索传平是新疆察县察布查尔镇人,早年在县劳务公司从事电焊工作。

1984年春节前夕,31岁的索传平接了个活,与朋友罗从虎合伙,给县第一小学修建铁栅栏。

出门那天,妻子兴奋地对索传平说:“今年能过个好年了!”

但索传平怎么也想不到,从他迈进县小学开始修建栅栏那天起,他的生活就“全乱套了”。

工程包工包料,与当时的县教育局及县建设局口头达成协议,工程完工再付工钱。

半个多月工夫,工程顺利完工。索传平应得工钱5393.4元,罗从虎应得6000多元,但因当时经费紧张,县教育局及建设局都没有足够的资金,工钱就没发下来。

“给县小学干活,签合同了吗?”27年后的今天,2011年11月30日的晚上,记者在电话里这样问他。

“什么?合同?”电话那头的索传平声音有些诧异,但很快他就笑了,“一个县的,还会坑我们?”

然而,索传平没想到,老乡有时候也是信不过的。

从此,仅凭一张当时的工钱决算书,索传平和罗从虎开始了漫长的讨薪生活。

“给谁干的活,找谁要去”

与记者通电话时,索传平反复说一句话:“不在乎多少钱,但该我的钱就该给我。”

索传平,骨子里就倔。

起初几年,十天半个月的,索传平和罗从虎就会去县教育局和建设局走一圈,看工钱是否到位。

索传平说,上世纪80年代,县里穷,经费紧张,他们也能体谅相关部门的苦衷,但一直不给工钱,就存在诚信问题了。

等到1990年,当地领导换届。“换了领导,工钱就更难要了。”索传平与罗从虎急匆匆去了镇上,找到曾参与指导工程的原镇长双诚,请他写了一份在县第一小学干活的证明。

拿到证明,他们原以为就能要回工钱了,但相关部门仍以资金紧张为由,拖着不给。

1990年秋天,罗从虎因癌症去世。自此,罗家人再也不要工钱了,索传平开始“孤军奋战”。

孤单单一个人上路,索传平感到莫名的难受。他想起了当年的梁山好汉,在一场恶斗后,只剩下吴用一个人孤零零回到了山寨。

“该我的钱就该给我,我没错。”讨薪的想法,在索传平心中又被敲了两锤子,更牢实了。

这年农闲,索传平又出门了。上午他去了镇政府,新上任的领导让他“给谁干的活,找谁要去”。

回去的路上,索传平突然想嗷嗷大叫。“莫名其妙地发脾气,胸口像压着一大坨东西,喘不上气来。”索传平说。

下午去找当年找他干活的人,结果也不顺利,对方说“不在其位不能谋其政”。

“依然没要到钱。”这显然影响了他回家的心情,车上,索传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直到下车也没缓过神来。

“告政府,没法受理”

“这些年,我就像个皮球,被人踢来踢去。”电话那头,索传平无奈地说。

1991年,索传平全家搬到了伊宁市,距离察县18公里,讨要工钱就不那么方便了。

去一趟,得坐大巴车,一来一回要20元,这还不算其他费用。路远了,去的次数就不那么频繁了,但这些年来,光掉的路费少说也得几百元。

“该我的钱就该给,这是诚信的事儿,我不计较花费多少钱。”索传平说。

20多年过去了,索传平两鬓开始斑白,妻子成都癫痫医院怎么样劝他,不要再去讨薪了,“现在看看,5000块钱不算大钱,你要不来钱还得往里搭钱,不划算。”

说起这个,他有些尴尬地笑了:“她对我有意见,可我说不能放弃,放弃了这钱,就再也别打算要回来了。”

这么一想,心里又踏实了。

2009年春节,是索传平有生以来过得“最痛苦的一个春节”。这一年,索传平因脑溢血半身不遂,整个右半边身子僵了。一步路最多走半尺,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。

年三十的晚上,他心里憋得慌,吃了几口年夜饭,连春节晚会也没看,就早早关灯睡了。

黑暗里,索传平睡不着,翻来覆去,多少年没哭过,可这次不知为什么,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想想执著了这么多年,如今身体不方便了,工钱估计是“杳无音讯”了。

索传平也曾走过法律程序青海癫痫病医院。他来到县法院,接待他的法官了解事情经过后,告诉他:“告政府,法院没法受理。”

他糊涂了:“没法告,看来只能靠我自己去跑了。”

“利息就不计较了”

“20多年前,500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?抵现在5万也不止。”

他筹划着想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,引起更多人关注,“尤其是让政府领导关注”。

2011年9月,索传平从当地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察县县委书记王奕文主持“民生大回访”活动的新闻报道,报道提到,王奕文帮一个人讨回了被拖欠十几年的工资。

索传平想给县委书记发电邮,但不会使用网络,于是请朋友李明辉帮忙,给书记发了一封电邮。

一个星期后,索传平接到县政府相关部门的电话,“王书记看到了你反映的情况,已责令相关部门在15天内受理,你准备好相关证明。”

县第一小学的负责人也给索传平打来电话,让他拿着欠薪证据,带着证人去县教育局解决欠薪问题。

峰回路转,索传平有些喜出望外,赶紧赶到县教育局。由于给索传平写证明的原察镇镇长双诚没去,索传平讨薪再次失败。

10月中旬,索传平再次托人给县委书记发电邮。同时,他还找到了双诚。

“能坚持这么久,你真有毅力。”双诚看到索传平,第一反应是有些发呆,但很快他就表示愿意出面作证。

11月11日,经双诚证明,索传平终于拿到了拖欠27年的5393.4元工钱。

有人说,除工钱外,他还应要回27年的利息。

索传平笑了,说:“拿到工钱就已经心满意足,我的一件大事也算完成了,其他的不计较了。”

此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,也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:政府让索传平准备的材料里,需要一张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。

索传平前往地税局,好说歹说,税务部门终于同意为其开发票,但需支付300元税金。

“想想那5000多元,300元花就花了吧。”索传平忍痛答应了。

“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、法律援助成本…癫痫病的饮食…”这些,索传平掰着指头算,也没算过来,“所以,利息就不计较了。”

27年,从31岁到58岁,索传平一直在想办法讨回当地政府部门欠他的5000多元工钱,还不要利息。连家人都觉得“这算不上大钱”,但他认为:“该给我的钱就得给我,这是诚信的事儿”。

这是一个同样倔强的“秋菊”。而在他的讨薪路上,还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的片段和身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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